学术趣味与理论的介入朱国华教授访谈录(6)

这样的少年轻狂证明了黄侃关于50 岁前不著述的禁令显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令人颇为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文中表达的错误观点（我过去的观点显然并不新奇）仍然以不同形式不断重现。并不存在具有同一性的我们称之为西方文论的某种抽象实体，存在的只能是形态各异的各种具体的文论观点。它们也许附丽于某种宏大体系，也许本自具足。这些观点也许有跨语境的阐释效力，也许只有部分的阐释力，也许完全没有——正如刘勰的大部分具体观点可能不适用于解释鲁迅或者北岛的作品。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成果，许多西方文论的观点可能是会过时的甚至错误的——要知道发表在顶级的科学杂志例如《自然》（Nature）或者《科学》（Science）的文章，很多被后来研究者所推翻；但不能因为它们的某种错误就判定它们为无意义。永恒正确、颠扑不破的道理，例如石头是硬的水是软的，往往是正确的废话。一种理论假设，只有当它冒着可能犯错误的危险来进行自我论证的时候，它才会为我们突破我们固有的、也许是狭隘的观物界域提供了可能性。附带说一句，许多鄙视西方文论的朋友们，可能没意识到，他们喜欢操弄的理论话语，其实与其说来源于严羽、叶燮或者金圣叹，倒不如说更多溯源于早期得到中国化的西方文论。

第二个问题我说得要简短些。那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种西方文论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挪用价值，是否还具有绍介或研究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它似乎失去了实际效用的时候，我们是否不必花费时间精力对它加以探索？我的观点是，如果某种文论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那么它就有引进的价值。原因在于，首先，了解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论状况，进而了解西方的文学、文化；其次，现代性来自于西方，有一些领域西方走在我们前面，尽管我们同处一个地球村，我们跟当代西方人是同时代人，但西方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依然可能以某种不同方式在中国的未来发生。我在1987年遇到一位美国人，他告诉我说，美国精神病患者很多，问我中国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和学生，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深度进入了现代性社会。所以，有一些西方文论观点如果对现实没有解释力，也许对我们的未来有参考价值甚至预示效果；最后，重要的文论大家往往思考深邃，具有结构复杂性和层层递进的理论力量。我们并不是一个以理论水平见长的民族，完全可以以改变其内容而师法其方法的方式来取其精华。实际上，说一千道一万，真正的理论大师其论述本身就是好的，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批判性继承。

张、吴：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①在本访谈问题的拟定、文稿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何卫华教授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以谢意。

②参见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60。

③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何卫华、谢海燕，《理论之后》：后理论时代的认知测绘，《国外理论动态》3（2012）：102-105。

④参见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⑤参见格奥尔格·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

⑥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07。

⑦参见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3。

⑧参见格非，现代文学的终结，《东吴学术》1（2010）：68-75。

⑨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95。

⑩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数据，参见

?参见朱国华，《乌合的思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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