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趣味与理论的介入朱国华教授访谈录(2)

张、吴：就西方文论而言，实际上有英美和欧陆两个不同的传统。您个人的研究似乎更为偏重于法德的理论传统。您对布迪厄、阿多诺和本雅明等理论家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理论家著述的晦涩难懂为大家所熟知。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两种传统在风格上的差异？而就您自己的学术写作而言，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趣味性很强，用幽默、调侃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将深刻晦涩的理论问题说清道明。清人张潮曾说，“才必兼乎趣而始化”，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朱：我其实说不上了解英美和欧陆两种传统，也不大容易分清法德思想学术的差异。尽管我也算写过一些有关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文章，但总体上我还是觉得有点隔膜，因为作为观念论的继承者、批判者与发展者，他们有时候的运思是在观念内部推进的，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蹈气息。

陈嘉映教授曾在华师大讲授维特根斯坦，他在表达对所谓“超级概念”的质疑时，要求听众在谈到某个大词时，最好举个例子。这当然表明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种路径。阿多诺与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争论曾经是一桩著名的学术事件。我承认阿多诺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可能抓住了其方法论的某种软肋，但无论如何，布迪厄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论述方式让我觉得能接上地气。我觉得许多道理布迪厄能说得很明白，他让我感觉到靠谱、踏实，即便错也错在明处；而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玄思时常让我沉迷其间，往而不返，即便我有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罗素在谈到普罗提诺哲学的时候说过：“真实性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能具有的唯一优点。此外，它还可以具有美……”。②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哲学，无论是基于先锋派还是现代主义美学经验，显然在相当意义上是美的。有些真的东西，让人感到气闷庸常。但我这里既不是表明本-阿的哲学不具有真实性，也无意于贬低布迪厄的文学才华，难以想象20世纪任何一个重要的法国哲人没有一点文艺范。

至于我的学术写作，谈不上有什么风格特点，但就我的主观意图而言，在问题引导下进行智力探险，我感觉是好玩的，有意思的甚至是很刺激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可能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知识好奇心客观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学术与我热爱的其他实践，例如旅游、打牌或者下四国军棋其实是有共同之处。当然不同的地方也是明显的。我以前应学校社科处的要求，向学生说过一段话，这里可以再重复一下：“有时候游戏是天底下最严肃的事情。用这样的心态来想象学术研究，我们就愿意忍受某些程序的枯燥无聊，而追求那来之不易的纯粹快乐。”

张、吴：就目前国内谈论较多的西方文艺来说，不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等，都注重对社会的介入，强调理论的政治性。比如布迪厄在讨论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时，就指出真正能欣赏艺术的只有具备一定文化资本的人，社会不平等由此被强化，他的理论为学者或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提供了一种路径。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哀叹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是在批评“理论”在当下表现出来的去政治化色彩。③不知道您如何看待理论的“介入”功能？

朱：确实，西方各种批判理论都强调理论的干预性，而且许多社会理论家还重视知行合一，把自己的理论与各种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但是总体上来说，强调知识分子干预的最著名的人物大概是被称为20世纪良心的萨特。20世纪中叶，他的影响达到顶峰。但此后，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后浪也将存在主义作为前浪送到了沙滩上。欧洲“五月风暴”以来，知识分子的干预性逐渐弱化，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指的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进入了坟墓。并不是没有人坚持这样的干预传统，例如布迪厄依然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萨特的衣钵，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在社会空间发声的重要性逐渐边缘化了。今天，这样的边缘化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加剧了。举个例子，也许对至少七千万美国人来说，川普的自媒体已经战胜了《纽约时报》等主流大报，而这些大报原本是知识分子发声的主要载体。

中国的情况当然非常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具有干预功能。很简单的一点就是，每一次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我们的研究不过是高水平或低水平重复。理论总是挑战我们视为当然的常识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它始终引导着我们以改变意识状态的方式来介入、干预社会现实，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为我们以更具物质性的方式（例如体制的方式）改变社会世界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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