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趣味与理论的介入朱国华教授访谈录(5)

西方理论家对于文学终结的论述，有的部分仅仅适用于西方，但也有的部分跟已经被纳入到全球社会秩序的中国具有重叠处。当我认识到存在着各种形态各异的文学、艺术文本，但并不存在艺术或者文学——也就是不存在具有某种类本质的文学或艺术——的时候，我对中国艺术终结的可能性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把相关发表论文放在《文学与权力》一书的增订版中。我认为，中国依然处在巨大的转型期，既然历史尚未终结，那么，讨论中国的文学是否终结，是否言之过早。屈指算来，又有十几年过去了，对文学终结问题再检讨我以为依然是值得我们冷饭热炒的事。清末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曾经承担着启蒙、救亡、革命和改革等叙事任务，并且因为它长期占据着表征领域的霸主地位而拥有举足轻重的符号权力。但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深刻改变了社会空间和表征领域的结构与性质。数字文化远比文学、艺术能更好地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在当下新文科建设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服务中国建设的光荣任务往往更多是被赋予新闻学科，而文学和艺术的重要作用却被忽视了。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的巨额利润导致优秀的文学新秀不再萦心于文学梦，而是向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网络作家看齐，他们一年的版税高达一亿多，是收入最高的所谓纯文学作家余华等人的五倍多。⑩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大众喜好或情趣比以往人类任何历史阶段具有更为重要、更为决定性的意义。文学作为文化资本，其实与阶级社会、贵族传统是有关的。在一个大众社会，文学已经不再构成一个必备的核心需要，其边缘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我甚至悲观地认为，中国的中文学科也许现在已经走到了最好的也是最后的阶段。人文学科如今在西方已经开始难以逆转地全面衰落，它们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我希望我们文学从业人员珍惜这最美好的快乐时光。

张、吴：在关涉西方文论的论争中，最常见的话题莫过于西方文论在中国语境之中的适用性问题。在您看来，就西方文论的研究而言，当下中国学界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朱：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旅行，会遇到中国文化的重新塑形、吸纳和改造。即便是科学技术这样的文化实践，一开始也会遇到各种形式的抵抗，我们的古人一度甚至把它们称之为奇技淫巧。我们的传统文化，比较注重的是实践效用，所以国人先是领教到人家的船坚炮利，才认识到了技术的巨大好处，才了解到科学基础的奠基性意义。和科学技术不同，人文社会科学与特定社会的经验、传统和历史相关，所以西方文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才会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所谓适应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如何理解适用性呢？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某种西方文论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在完全适用与完全不适用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空间，我们该以何种相对客观的检测标准做出相应判断？从实践效用的角度，是不是暂时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在一定意义上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的文学实践，西方文论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适用性呢？

自《海国图志》刊布迄今，西方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我们反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反对西方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但即便如此，我们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全部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主旋律文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显然是适用于中国的，但是要完全适应中国国情，还必须进一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这些得到发展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没有提到的，也可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那么，从类似的逻辑上来说，对于西方文论的适用性，我们是否也可以作如是观？

当然，从理想的角度这样想也不错。但我觉得，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我尤其想指出事情的两个方面。其一，当我们把诸多西方文论运用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时候，总会发现有派不上用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容易在民族文化虚荣心的支配下，对西方文论采取全然否定的立场。在1995年，那时我还没有读多少西方理论书，就胆大妄为地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学：另一种可能的思路》的文章，对将西方文论化约为体系形态的话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形式上来看，中国文艺学一般说来好像只能称为有观点，而西方文艺学却是有体系。有观点和有体系不同。体系是观点的有机扩大，即由某一基本立足点出发，推演应用至某学科的各个方面，各部分有内在统一。作为一种完备的理论形态，西方文艺学有着显而易见的规范性、严整性以及可操作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对理论家、批评家的广泛适应性。对于具备一流天才的人例如黑格尔来说，他想做的事是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把古往今来所有的文艺现象都纳入其中分类梳理；至于二流三流的理论家，则可以干干诸如改建门厅、重新装修房间之类改头换面而换汤不换药的次要工作。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家，当他看到其心造的理论大厦巍峨壮丽、特立挺拔，他当然为之折服不已；当他看到其内部逻辑——这是大厦赖以支撑的钢筋水泥——丝丝入扣、雄辩无比，他当然为之深深陶醉。文艺现象现在只是他理论的一个注脚，只是用来证明其理论正确性的例证。凡是符合他的文艺学标准的，他举之则使上天，凡是不符合他的学说的，他按之当使入地。按照黑格尔的美学标准，越是接近心灵的东西，就越可能接近美。所以按美的层次划分，最美的是人，其次动物，其次植物，最次无机物。照这个逻辑完全可以推导出一只癞蛤蟆比三峡或九寨沟更美的谬论。使人惊奇的倒不是黑格尔的这种对自然美领悟能力的低下——他对著名的欧洲旅游胜地阿尔卑斯山的评价是这样的：‘凝望这些永远死寂的大土堆，只能使我得出单调而又拖沓的印象：如此而已。’——而是这种审美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知，竟然混进其无懈可击的体系中去，让人觉得好像他是对的，而我们倒是错的似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艺学是如何使得理论家的主体性得以充分表现，而这种主体性却罩上客观和逻辑的外衣的。最后，一个西方文艺学家可能毫无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也毫不妨碍他成为一流的理论家。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翻翻康德晦涩难懂的《判断力批判》就行了。上面所列举的文艺作品，竟没有几部是经典名著。所以，西方文艺学受人欢迎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它给对文艺作品一窍不通的人带来了福音，使得他们可以依据某种体系某种理论，以权威状对文艺作品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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