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趣味与理论的介入朱国华教授访谈录(3)

张、吴：“现代性”同样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西方学者伊夫·瓦岱说过，现代性概念 “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④韦伯说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理性化的过程。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方面，对工具理性的推崇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现代性使人们深陷对物质和功利的追求，带来精神失落、生态失衡等危机。西方国家早于中国进入现代性阶段，这些危机尤为明显。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种纠葛？就中国的“现代性”而言，如果您觉得同西方现代性有差异的话，您觉得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一些方面？

朱：现代性是一个大词，在各种语境中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可能是指某种历史时期的特性，或者也可能是指某种社会制度、知识形式、群体心态或者实践的合理化等等；有人认为中国在唐宋时期就有了现代性因素，也有人认为中国到了晚清才开始踏上现代性的征程……这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的话题。如果顺着你们指引的方向，我们从理性化过程开始说起，那么对我来说，我可能对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陷对物质和功利的追求”、或者精神失落、乃至于生态失衡之类的后果不是最敏感的，因为古代社会的人们也都追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古人的精神未必比我们更充实；而今天中国北方诸多疆域的童山秃岭和戈壁沙丘，很难说不是古人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结果，它们原本可能是泉甘土肥、草木葱茏的所在，古人也并不见得比我们更懂保护环境。

我最关心的，还是个体自主性的问题。康德强调，我们要勇敢地公开运用我们的理性。福柯在《何为启蒙》中回应康德的这一议题中，提到了康德这一呼吁所隐含的社会条件，但他想到的是它所隐含的文化人类学条件。我这里指的是康德可能不言而喻地预设了主体的存在，也就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个体的存在。无论是追溯到希腊理性主义还是基督教（个体可以独自面对上帝）的个人主义起源，个体自主性的传统在西方拥有漫长的演化历史。在中国，我们拥有的是集体主义的强大传统。我们都熟知黑格尔傲慢的断言：“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知道少数是自由的；日耳曼各民族受了基督教的影响，知道全体是自由的”。⑤新冠疫情在西方某种程度的失控，侧面显示出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病症，同时似乎也见证了东亚社会集体主义精神的实际价值。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抗疫的成功很容易掩盖个体自主性的不足。对阿多诺的阅读让我意识到即便在西方，个体的拯救也是西方社会理论家为自己提出的批判性任务。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个性解放的要求被逐渐消融到民族解放的总体叙事之中，逐渐失去了其激进的锋芒；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作为极化集体主义精神另外一半的原子个人主义（有人又将它称之为“精致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这样的状况使得许多中国学者会赞赏哈贝马斯的断言（虽然他发表此论时可能未必想到中国）：现代性还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

张、吴：您在不少文章里论及审美现代性的问题，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审美现代性的内核是追求艺术自律。在讨论审美现代性的诉求时，刘小枫曾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他指出，“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⑥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种观点？

朱：艺术自主性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要就是说几句话，就是写几本书恐怕也不容易将其梳理得眉清目秀。如果我们说某个价值是自主的，是指它具有内在的价值，换句话来说，是指它的价值不是由其他价值所定义、所派生。艺术自主性的基本含义，大概是由艺术本身的法则来决定自身。最简单地说，艺术自主性就内部而言，只服从形式的规则，就外部而言，它反对来自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等力量。在这里，形式至上被要求成为文学艺术场域集体认同、共同遵守的信念或笃识（doxa）。尽管古代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其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观点不绝如缕，各呈异彩，但是，它们从未谋求让自己成为艺术的最高法则。就西方而言，我们当然可以粗略地说，艺术自主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分化、合理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康德提出审美判断具有无功利性以来，艺术自主性的观念逐渐发展壮大，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者将其信念推到了一个极致，它大致有三方面诉求：其一，艺术形式高于艺术功能，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内容；其二，艺术要求获得绝对的自主性，它要求摆脱道德、教育、政治、宗教、经济、传统和效用等所有外部责任，反对成为载道工具（甚至不应成为反映现实的镜子），认为自身即目的；其三，艺术高于生活，生活应该模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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