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符号形式的语言 ——恩斯特·卡西尔的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语言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和理论家。其中，卡西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从他的语言思想中能清晰地看出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脉络和走向。此前，经过了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大发展，运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人的本质和生存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思路，对各种民族语言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医学对语言生物功能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心理学注意到了语言的心理机制，都为语言学科的独立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此后，传统的哲学思辨走向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与描述，人文学科回到了人本身，对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追求转向了对意义和价值的探寻。语言批判成为思想变革的前提，开启了思想领域的语言学转向。

卡西尔是知名的康德研究专家、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符号形式哲学创始人，以思想广博著称，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以“符号形式”概念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愈演愈烈的裂缝，重新统一了人的本质。他说：“神话、语言、艺术、科学等是不同的赋形过程，依据不同的原则以不同的路径前进，但共通的是：它们所创造出的产品，绝不仅是把原始的材料聚集起来，在符号功能及其不同走向中，精神才首次真正地独立出来，才超越了被动地接受外在模糊材料世界的阶段，开始标印人自己独立的印记。”[1]具体来说，当人们首次以神话表达世界时，就开始了将精神内容外化为符号形式的历程。当原始人不再满足于单纯情绪的表达，又创造出语言、艺术和自然科学等符号形式，并在其中逐渐发展了表现情感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因此，符号形式的总和才是人性的全部。任何单一的符号形式分枝，如果不放在人类文化整体中，既不可能达到对自身真正的理解，也不可能达到对人性的真正理解。其中，语言是首要问题，因为它存在于从神话到科学的全部文化发展历程中，是文化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国内学界早就注意到卡西尔语言哲学的符号特质，涂纪亮的《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叶秀山的《思·史·诗》都以单独的篇幅介绍卡西尔，以区分于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其他语言哲学流派。前辈们多从史学和比较研究的角度来介绍、评价卡西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其实卡西尔缜密的论证过程及细致的语言现象考察也很有价值。本文依托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等著作，尝试从语言和文化相互映照的角度，追溯卡西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分析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如何在“人的世界”发生及发挥作用。

一、语言作为一个问题

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精神永远把语言当做既定现实，特别是在原始人阶段，语言直接就是现实的一个真实部分。那探究“人的现实”就必然要从语言问题入手：“语言和现实之间是否存在着天然或间接联系？语言是否表达了现实的内在结构？抑或词语只是任由第一个创造者随机地做了‘标注’？果真是随机生成的话，那语言的任意性是否具备客观的清晰性和必然性？”[2]带着这些问题，卡西尔梳理并重估了历史上的重要语言思想。

卡西尔高度评价柏拉图的开创意义：柏拉图否定了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天然和正确的名称的观点，确立了词语的独立价值；柏拉图认清了词语总是只有相对固定的意义；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第一次定义了语言的认知价值，把语言看作知识的开端和理性认识的必要前提[3]。卡西尔把柏拉图看作哲学的真正开端、符号哲学的源泉，他说：“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4]在洞穴寓言中，人们被绑在凳子上背对着洞口，只能从火光在墙上投射的影子来认识世界，以为事物的真实样子就是影子的样子。柏拉图认为只有摆脱肉体获得灵魂独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卡西尔则认为从语言诞生之初，人就获得了自由以及创造自由的能力，无须再通过其他手段获取。

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那里，因为对普遍科学的要求，于是就有了对“普遍语言”的要求。他们强调语法的普遍性，致力于寻找隐藏在林林总总的民族语言下面的潜在同一性。莱布尼茨希望语言对于思想的作用，就像阿拉伯数字对于微积分那样，否则它就是不充分和不称职的[5]；在培根、霍布斯、洛克和贝克莱等经验主义者那里，语言不具备表达事物本身的功能，只涉及人的精神内容，涉及使用者自己的主观认识[6]；在孔狄亚克、莫佩尔蒂、狄德罗等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语言进一步被视为主观产物，与其说反映事物的本质，不如说反映我们理解事物的具体类型和方向，语言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心理学和美学[7]。卡西尔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就像在理性主义的普遍语法里，语言的特性被完全融解在普遍逻辑中了，而现在语言又面临着淹没在美学当中的危险了。”[8]

文章来源：《艺术大观》 网址: http://www.ysdgzz.cn/qikandaodu/2021/0202/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