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达来自田间”一一马士达的艺术世界

　　马士达（1943—2012）著名书法篆刻家。别署玄庐、骥者、老马。生于江苏涟水，后移居太仓，1987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生前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协理事、沧浪书社社员，西泠印社社员，为南京印社副社长、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马师母来电话，嘱为马士达先生作品集写点文字，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四个半月前遗体告别仪式的场景，不由得一阵心悸。马士达先生的巨幅遗像，平头，憨笑，目光炯炯；大厅里充满了惋惜与悲恸，缅怀与歉疚，敬重与崇拜。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他的艺术臻于理想境界之际，就这样，走了……

　　马士达印

　　有幸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相识、相交、相知近三十年，马士达先生是我的老师、挚友和兄长。但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将尽力排除感情的干扰，尽可能以艺术学立场客观地解读马士达先生，为热爱艺术的读者走进马士达先生的艺术世界、理解其艺术内涵、评判其艺术成就提供一丝线索。

　　马士达书《玄庐》

　　从热爱艺术的青年成长为卓有建树的艺术家，需要天赋与苦学，需要环境与机缘，需要激情与耐心，缺一而难达于至善。马士达先生天性讷于言、勤于思、敏于行，认准了目标，便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往前走。就像他吹箫，粗拙的手指按弄着音孔，乍一看，或许不被看好，但他却能吹奏得声情并茂，别有韵味。对艺术的一片痴情化作了锲而不舍、千锤百炼的学习原动力，马士达先生用笔运刀的深厚功力由此得来。我没有问过他是否也曾像齐白石学印那样磨得满屋石浆，但亲眼看到，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他家卫生间的手纸全是他的书法习作。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马士达先生早年生活在江苏太仓，隶属苏州，紧邻上海，那是明代以来书画篆刻最为繁荣的区域。但他没有传统“吴门”艺术那种优雅的作风，因为正如他的恩师宋季丁先生所言，“阿达来自田间”。直白地说，他不是在苏州庭院书斋园林茶楼里浸泡出来的养尊处优的雅士，他是乡下人，带着乡下的质朴与野趣。他当过兵，做过工，最终走进大学讲堂从事专业教学与创作，但无论如何，他忘不掉自己“来自田间”。

　　来自田间

　　一九六零年代初，年轻的马士达开始自学书法篆刻，后师从苏州宋季丁、沙曼翁先生。在协助整理马士达先生遗作时，我看到宋、沙二位先生给他的大批信件和书印作品，二老当年对这位看似木讷的弟子颇为器重。尤其是性情怪异的宋季丁先生，与“阿达”相交忘年，书信动辄数页，正面背面写得密密麻麻，兴之所至，钢笔铅笔兼而用之。于书法篆刻，宋氏生涩奇拙，在体验用笔的过程中一任字形的自然生成，偏重情性表现；沙氏流畅优雅，在精准结字的过程中流露出优游与老辣，更讲功力修养。他们都出自碑学，但相对而言，宋氏是碑学中的奇崛派，是走极端者；而沙氏则是碑学中的清通派，与帖学更有相容性。马士达奔走于二家门下，居然能从这两种迥异的风格中各有所得：他来自田间，无论是情感还是趣味都与宋氏更为亲近，崇尚生拙，追求自然；但他是江南的乡下人，不能不深受沙氏熏染，出手庄严，注重细节。

　　马士达书林散之《论书绝句》

　　换言之，马士达先生以宋氏之学避免了学沙易坠的甜俗，以沙氏之学矫正了学宋易犯的粗糙。这是机缘巧合，抑或是他的智慧？二十年前我曾撰文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今篆刻艺术的影响，称马士达先生的篆刻风格属于亦儒亦道模式。考察他早年学艺经历与师承，便会明白其风格形成良有以也。

　　仁者寿

　　接受两种迥异的艺术观念并且尝试走出一条中间路线，无论是自觉行为还是懵懂为之，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艰苦劳动。马士达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前期的二十多年中，他以“笨鸟先飞”的态度刻苦学习，现学现用；以“见贤思齐”的心胸对待所能见到的一切作品，无分古今少长。他审视的目光从汉碑到二王一系的李北海、米元章、王觉斯诸家，从古玺汉印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从苏州诸老到上海、无锡一代的中青年。从他留存下来的前期书法篆刻作品看，马士达先生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尝试，过于精巧花哨者不对他的胃口，过于老实平板者终嫌缺少神气。他并不专学某家某派，但却在有意无意间朝着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性情与手段并重，于不经意处见功夫。他的艺术意识在混杂与淘汰中酝酿发酵，在探求与磨砺中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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