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薰从大西南开辟艺术新路(2)

然而，当庞薰琹带着中央博物院的公函兴冲冲地到民政厅接洽时却碰了个钉子—厅长孙希文不仅劝他们返回昆明，而且说收集资料这件事根本办不到—他们公职人员受宋美龄委托搞一套苗族服装都没办到，何况是一群书生。厅长劝他们不要空想，也拒绝给他们开介绍信，而且放话说，考察团一定要去的话，省里不会派人保护。面对“钉子”，庞薰琹和芮逸夫没有气馁，经过多方周旋，他们得到了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杨秀涛、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等热心人士的帮助，获得了非正式的介绍信，终于踏上了考察之路。

当时，从昆明到贵阳要坐三天两夜的公共汽车，到了贵阳又要走一二十里山路才能到达村寨。寨子的情况如预想一致，庞薰琹与芮逸夫一到寨口，寨里的人就躲到山中去了，连续几天的情况都是如此。但还是有三两个孩子大概是好奇，在寨口东张西望。庞薰琹想了一个办法，准备从小孩子那里寻找进入村寨的突破口。他们去糖果铺买了一些糖，在村寨口吃起了糖果，这个办法吸引来了一些小朋友。经过了几次试探和询问之后，村寨人知道了他们此行没有恶意，只是来收买衣服花边，也就消除了对二人的戒备之心。于是，二人开始对村寨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芮逸夫主要负责拍摄照片作为记录，他的这批摄影照片也成为中国民族志摄影的先例。庞薰琹主要负责采集标本，这使他开始着迷于少数民族服饰上那些美丽的纹样，这些纹样对于他来说是在摩登的上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异宝藏。

庞薰琹一边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生产生活习俗，一边收集物质文化遗产—收购民间艺术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跋山涉水，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苗区开展工作，先后调查了80多个苗、布依等族村寨，并运用民间文物搜集法、实地摄影法、以图画和文字记录民间工艺等方法，甚至亲身参与体验，较系统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宗教、巫术、神话、传说、图腾、歌谣、音乐、舞蹈、语言等，获得了宝贵的调查资料。

1940年3月，在考察完四县的60多个村寨，搜集标本400余件后，庞薰琹和芮逸夫回到昆明。回到昆明伊始，庞薰琹便开始陆续绘制贵州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装饰纹样，直至同年来到四川。通过这次考察，庞薰琹尤其强调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找“民族形式”，他说：“敲铜面盆的四川艺人、拉陶坯的云南农民、街头捏粉人的老艺人、贵州的苗族姊妹们，他们从没有停过锤子，停过转盘，停过手，停过针，他们从没有为创造民族形式的问题而苦恼过。可是在他们手里创造出来的东西，却充分地表现了民族形式的特征，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熟悉传统，熟悉生活。自己的生活就是群众的生活，自己的喜爱就是群众的喜爱，所以得来全不费工夫。而那些关起门来，远离大众生活的人，他们不仅为创作‘民族形式’而苦恼，而且也为他们创作出来的‘民族形式’不能被大众所理解、所接受而苦恼。”

新石器时代装饰风格手绘本

“一幅装饰画有没有表现出装饰性，构图起主要作用。在装饰画构图中，装饰结构起决定作用。装饰构图中的结构，等于人体的骨架。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陶器上的装饰，就表现出非常注意装饰结构。”

黄果树瀑布　水彩　38.5×32cm　1940年　庞薰琹

开辟艺术新路

1940年，当庞薰琹拖着病体来到成都时，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受到此时期提出的“科学救国”主张的影响，再加上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委托在法留学时的旧识、曾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的李有行创建了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开设艺术、建筑、音乐三科，培养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实用艺术人才。受李有行之邀，庞薰琹辞去了中央博物院的工作，赴该校任实用美术系主任。为躲日军轰炸，庞薰琹带领学生和一家四口到北川郫县，在吉祥寺尼姑庵中上课。他常对学生说，中国有很多很多宝贝，要吸收自己文化的营养。但光是这么讲，学生觉得隔得很远。于是当年暑假，他在吉祥寺的大殿里开始构思日常用品的设计，绘制《工艺美术集》。

与此同时，庞薰琹展开了绘制系列作品《贵州山民图》的工作，这一系列创作经历了几年时间才最终完成。《贵州山民图》是由20幅工笔重彩画构成的组画，这组画具体描绘了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生活和劳动场景。在这组画中，庞薰琹非常精妙地在工笔重彩画中穿插了西方绘画的形式，画面的表现手法一改往日“决澜社”外在的笔触激扬，而是在运用装饰画处理方法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个人感情，使得画面的激情由内而外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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