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薰从大西南开辟艺术新路

著名作家傅雷在《薰的梦》中写道：“薰的梦是艺术的梦，精神的梦。一般的梦是受环境支配的，故梦梦然不知其所以梦。艺术的梦是支配环境的，故是创造的，有意识的，是清醒的梦。”

庞薰琹是个不安的灵魂，他为艺术的梦想探索一生、追随一生。1932年，他最早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且旗帜鲜明，身体力行。虽然决澜社只存在了短短三年，却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播下了种子。对于决澜社的解散，自是时代选择的结果，而对于庞薰琹而言，却促成了他艺术之路的重要转折。

1943年庞薰琹在成都

《工艺美术集》封面

《新石器时代装饰风格》手绘本

到贵州去

1936年至1946年间，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为了采集边疆民族资料用于研究和陈列，组织了三项关于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考察贵州的民间艺术，该考察组的负责人就是庞薰琹。这个考察组从1939年11月开始到1940年2月结束，调查了贵阳、龙里、安顺、贵定等地苗族村寨80多处，采集400余件标本，并绘制了民族服饰纹样和民族风情图。在国家艰难之际，庞薰琹和他的组员们为保存珍贵的民俗史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庞薰琹能够进组担任负责人，和他的一段经历密不可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一大批在北平的学校、研究机构南迁，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建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人才汇聚西南边陲，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庞薰琹也来到了昆明。英雄汇聚，各展所长，庞薰琹在陈梦家、沈从文等人的鼓励之下，开始了古代装饰纹样的研究，并绘制了四册《中国图案集》，在西南联大教授中传阅。由此图集作媒介，庞薰琹不久便结识了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梁氏兄弟的推荐之下，庞薰琹进入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939年9月正式受聘，担任专员职务，专门负责研究中国历代器物上的图案，对彩陶、汉砖、铜器纹样进行收集和研究。

就在庞薰琹沉浸于古老器物上“死”的纹样研究之时，一项研究“活”纹样的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针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计划。正好此时中央博物馆迁到昆明，学者们距离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如此之近，有了地理上的便利；其次就是西南苗民的衣纹样式向来被世人称道，而中央博物院准备陈列的一个大类便是西陲边疆民族资料，现在去采集正当其时。于是1939年11月，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了贵州民间艺术采集团，由庞薰琹负责，同时借调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芮逸夫做助理。芮逸夫曾在1933年前往湘西考察，收集了大量当地苗族的语言、歌谣和故事，在调查研究方面经验丰富，而且还有一定的摄影技术，可谓是庞薰琹的理想工作伙伴。

方案敲定之后，1939年11月20日，中央博物院向教育部呈报了考察计划，随后又致函贵州省政府请求协助。12月9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复同意，庞薰琹和他率领的民间艺术采集团即日出发，由此开始了一段“艺术之旅”。

1944年，庞薰琹在成都

1948年，庞薰琹在离开广州的海轮甲板上

艺术之旅不艺术

中国的西南边疆当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近乎未解之谜，所以对边疆地区进行考察就被看做一件极为冒险的事—一是本身路途险要，二是当时流传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民间传说，如“见血封喉”、“放蛊”等。另外，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常常会到当地抓壮丁，当地人一听是官府来人都会大门紧闭。这些困难都为考察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盛装　水彩　43.5×44.5cm　1942年　庞薰琹

背篓　水彩　40×30cm　1946年　庞薰琹

捕鱼　水彩　65.5×32cm　1943年　庞薰琹

从1940年到1946年间，庞薰琹创作的主要作品有：白描《母与子》《归来》《吹笙》《跳花》《卖炭》《收地瓜》《卖柴》《收桔》《汲水》《持镰》《缝补》《脱脚休息》等；水彩《捕鱼》《赶集》《垂钓》《跳花》《畅饮》《割稻》《洗衣》《笙舞》《捉鱼》《车水》《小憩》《丧事》《射牌》《情话》《收割》《黄果树瀑布》《双人笙舞》《桔红时节》等。仅从这些作品的标题，便不难看出他对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的关注。对民间装饰艺术的浓厚兴趣，使得庞薰琹获得了一把开启民族艺术的金钥匙。

1939年12月9日，庞薰琹从昆明出发，不料第二天车就坏在了贵州的普安。大概由于战时车况差，司机师傅都修不好，大家只能等着从安南来的车接。但是考察的任务重，庞薰琹和芮逸夫就地先考察起来，但司机师傅说车随时会来，两人又不敢跑太远，就这样左等右等，整整耗了三天车才来。后又经过两天，直到12月15日他们一行才抵达贵阳。不巧的是，15日正好是星期五，彼时政府双休，所以直到18日庞薰琹才和政府官员们对接上。

文章来源：《艺术大观》 网址: http://www.ysdgzz.cn/qikandaodu/2021/0728/1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