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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时尚奢侈品牌博物馆合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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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的商业化历史与设计“跨界”

艺术和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回顾我们的原始绘画艺术，如西班牙Altamira和法国Lascaux洞窟壁画，因为壁画形象以重彩和透视手法表现得栩栩如生，我们不禁赞叹人类祖先的审美和创造水平，称其创作出了不起的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然而这些壁画最初作为狩猎和巫术的记录，是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从今天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原始壁画，我们仍称之为伟大的艺术品。

人类的分工的发展使得专门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或者手工艺人）出现，这时艺术家和艺术品之间有了较强的关联。在中国，“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品和创作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均出现于魏晋时期；在此之前的青铜、玉器和画像等作品首先是为礼仪和实用目的制作的，其作者大多是无名工匠。虽然这些作品在晚近历史中获得了重要的商业和美术价值，但这些价值均为后代的附加和转化。”[1]关于十七、十八世纪以及之后的中国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艺术史学家在研究他们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将其和商业紧密联系，这在海外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史学家著述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在牛津艺术史教授柯律格教授的《长物志：明代物质文化和社会地位》一书中[2]，就有专门章节介绍“明代作为商品的奢侈物品”；在乔讯所著《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3]中，作者更是直接以“艺术企业家”和“商品绘画”来论述清代以石涛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家与当时的商业和赞助人之间的互动，并讨论其作品的现代性了。然而，在十八世纪之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正是由于艺术赞助人制度，艺术家可以保持相对的自主，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追求高雅。而工业和后工业社会，“文化产业（或说文化的商业化）的致命一击在于把艺术彻底商业化的同时把它以非卖品的形式献给消费者。”[4]

当我们回顾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已经作为艺术赞助人网罗艺术家进行创作；1870年之后，印象派的兴起拉开了现代艺术的帷幕，继印象派、后印象派之后，新造型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观念艺术等现代艺术流派纷至沓来，最后还有反艺术[5]。不同流派的艺术大师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来反映并影响消费文化，促进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的瓦解。艺术家们的作品可能和美学并无多大关系，但其深刻冲击大众的观念，成为艺术界逐渐迈向商业化的缩影。消费社会带来商品的极大丰富，刺激了人们的欲望，而人们的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以符号消费为主，商品使用价值弱化，品牌、价格等符号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甚至将趣味和品味等同于金钱，品牌消费越来越被人们推崇，“品牌和价格成为以符号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的重要标准之一”。[6]消费社会人们审美趣味的另一变化是与时尚发生关联，表现为炫耀性消费，以此来体现身份和阶级差别。艺术在此被用作塑造这样的审美趣味的工具，并带来了自身的变化。

对于奢侈品的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观点：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价值与品质最高的产品；而对于美学家而言，奢侈品是充分体现审美和趣味的商品符号，并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和哲学的内涵。随着工业经济脚步的加快、技术创新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需求得到不断地满足，而此时关于奢侈品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到了现代社会，奢侈品家族日益壮大，品类范围不断扩充。

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唯一和一成不变的“时尚奢侈品牌”定义，灵活一点说，我们可以认为时尚奢侈品牌是有选择性的、讲究的（selective）和独有的（exclusive），并附加给消费者以创意和情感价值。

在传统意义上，奢侈品是为豪富阶层所垄断和专享，代表奢华多余、价格昂贵、优雅精致，年轻消费者对此尚无能为力消费也不屑消费。今天，随着设计美学的深入人心，品牌的产品更加注重产品的设计含量而非传统意义上地对工艺的过度追求。此时，“新奢侈品”的概念被提出来，它通常包含如下特点：价格更易被消费者接受、质量上乘、注重设计和创意、注重功能和实用价值、能够批量生产。新奢侈品的特征体现并推动了艺术与设计之间界限的消除。新奢侈品的发展，为艺术家与时尚奢侈品牌的合作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在探究美术史的发展脉络时，可以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打破了美术史的常规，将其重构之后又追加了规则。现代艺术流派中以新的艺术语言、形式和观念对今天的艺术设计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家尚有许多，这里的影响是主动的。时至今日，人们重新定义了奢侈品，设计界、艺术界和时尚界由费瑟斯通讨论的“界限模糊”逐渐转化为多元化的相互合作；在艺术史和设计史理论方面，正如巫鸿所谈，学者们开始在社会、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广阔层面上求索图像和视觉的意义。当下，“跨界”被一再提起，艺术家与品牌、与企业的合作越来越多地被业内人士提及并引发讨论，设计与艺术的交锋让人振奋。

文章来源：《艺术大观》网址: http://www.ysdgzz.cn/qikandaodu/2021/0512/1253.html